一位父亲让孩子给来访的客人弹一首曲子。孩子可能心怀忐忑，可能规规矩矩地弹完，也可能借机炫耀一番。William Stephenson认为，这几种情形都属于他所说的“传播之痛”。可他紧接着承认，同一道命令，也可能引出另一种弹奏：孩子只为自己而弹，命令只是一个由头。pp.112–113 ↗
这个例子出自Stephenson的《Play Theory of Communication》。它的关键不在于活动由谁发起，而在于命令是否一直支配着弹奏时的体验。本文要读的，就是这条区分从哪里来、能走多远，以及它为什么与Q方法有关。
这篇文章最初是1965年在美国新闻教育学会（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）一场研讨会上的报告，1986年刊于《Operant Subjectivity》。p.109脚注 ↗ 前两篇读了Q方法怎样比较人、怎样把自我描述变成研究材料；按本系列的概念展开顺序，这一篇转向Stephenson提出的一条理论线索。它与本栏目关心的问题有关，却不是理解所有Q研究的必经基础。
一分钟读懂
- 两种传播：一种为了传递信息、促成改变，作者称之为工作，伴随“传播之痛”；另一种为了消遣、交谈和娱乐，作者称之为游戏，伴随“传播之乐”。
- 区分标准：作者把两者的根本差别放在自我态度上，而不是内容类型或心情好坏。
- 与Q的关系：作者把这套理论称为“溯因”，并提出用Q排序与因子分析去界定自我态度。本文报告的研究只有几句提示，读者无法凭这篇文章独立检验这些广泛主张。
01 · 作者想补上什么
文章开头描述了当时传播理论的主要关切：传递信息，带来改变或促成行动。信息论、说服研究、态度改变研究，都在这条路线上。p.109 ↗
作者接着指出另一种传播模式：人们借它获得娱乐。闲谈、戏剧、电视、电影、漫画都是例子，它最突出的特征是人们把它当作乐趣来享受。p.110 ↗
他引Katz与Foulkes的观察说，这种模式很少受到传播理论家的关注；即使被讨论，也常被看成浪费时间、转移注意力，甚至是麻痹大众的“鸦片”。p.110 ↗ 这篇文章想做的，是给“好玩”的传播一个理论位置。
02 · 两种传播，一条自我线索
作者说，“传播之痛”（communication pain）和“传播之乐”（communication pleasure）这两个术语取自Szasz（1957）。p.110 ↗ 他把两者的差别推到自我层面：“In communication pain there is always a degradation of self; in communication pleasure the self is always enhanced.”（在传播之痛中，自我总是被贬低；在传播之乐中，自我总是得到提升。）p.110 ↗
“自我提升”（self enhancement）在这里不等同于能力进步或人格成长。作者说，它被体验为自我的存在感、扩展、整合与表达，可以从一点愉快的自得，一直到强烈的自我存在体验。与之相对的自我损失，则被体验为自我缩减、自我否定。pp.111、113 ↗
在此基础上，他提出总假设：“Our general hypothesis is that all situations of work and change involve communication pain, and all situations of genuine play involve communication pleasure.”（我们的总假设是：所有工作与改变的情境都涉及传播之痛，所有真正游戏的情境都涉及传播之乐。）p.111 ↗
这句话有两处值得留意：一是两个“所有”，这是全称主张；二是游戏前面加了“真正的”限定。至于什么算游戏，作者给出的特征是：令人愉快、出于自愿、处理的是“非日常”或“不真实”的事物、倾向于与外界隔开、自足，开始和结束都不留外在后果。p.113 ↗ 工作则相反：面对现实，不出于自愿，进入日常生活，产生具体效果。p.114 ↗
03 · 用例子检验这条区分
最简单的例子是打招呼。邻居见面说一句“天气真好”，双方早就知道天气好，这句话并不提供信息。作者把它理解为一种表达交往态度的行动，为的是与人交往。p.112 ↗
钢琴的例子更复杂，也更能看出这条区分的边界。父亲命令孩子弹琴时，孩子可能感到不安，作者将其自我态度解释为羞耻；也可能尽职地弹完，此时关乎自我价值；还可能借机炫耀，作者称之为自我放纵之类的态度。三种反应不同，作者都归入传播之痛。p.112 ↗
为什么尽职弹完也算“痛”？作者援引Rogers的自我心理学解释：这里的价值条件由别人设定，人依照这些条件行动，以获得认可。按照Stephenson的理论，这仍属于传播之痛。p.112 ↗
炫耀未必让人难受，作者仍把它算作传播之痛。这说明他的区分不是按心情好坏来划的。
接着是转折。孩子也可以为自己而弹，或者说为弹奏本身而弹，这时自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。p.113 ↗ 作者承认，同一道命令可以引出两种弹奏。区别在于：“in the latter the command is incidental to the self-containing action … whereas in communication pain the command remains integral to the playing.”（在后一种情况下，命令只是自足行动的附带条件……而在传播之痛中，命令始终是弹奏的组成部分。）他补充说，在传播之痛的情形下，那位骄傲的父亲仿佛在整个弹奏过程中一直在下命令。p.113 ↗
作者也意识到，这条界线并不总是清楚。他写道，人们有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游戏还是在工作；有人把游戏当工作做，也有人把工作当游戏做。他的回答是：“From our standpoint what matters is what self attitudes are at issue.”（从我们的立场看，重要的是其中涉及什么样的自我态度。）pp.113–114 ↗
读新闻也是一个例子。作者引用自己1963年的文献，提出读报的方式可以带有游戏成分：读者在报纸后面进行一种主观游戏，即使新闻是坏消息，读新闻本身仍可以是享受。p.115 ↗
04 · 这套理论怎样接上Q方法
作者把这套理论定位为一种宽泛的溯因：它提供寻找解释的思路，即使还不能预测会发现什么，也能指示应该去看什么。p.115 ↗
在他的表述中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框架既是这套理论的公理，也是Q方法论的基础。Q样本、Q排序与因子分析提供操作手段；受众由Q因子界定，而不是事先按社会经济或人口特征界定。p.115 ↗
紧接着，他又给这套理论定了位：“Even so, this would be an aid to description, not a hypothetico-deductive framework: The theory remains basically abductive.”（即便如此，它也只是描述的辅助，而不是假设—演绎框架：这一理论基本上仍是溯因性的。）为了限制纯哲学的思辨，他提出：“This we do by defining self attitudes operationally in Q-methodological terms.”（我们的做法是，用Q方法论的术语对自我态度作操作性界定。）pp.115–116 ↗
把这几句与前两篇连起来读：1935年的颜色实验比较不同的人怎样排列同一组材料；1953年的选读展示了同一个人在不同指导语下的多份自我描述。这里，Stephenson说明了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工具。按本栏目的理解，他要研究的“自我态度”，需要一种由当事人自己安排材料的程序来界定。不过，作者在结论中也承认，上文几乎没有触及用Q对这套理论作操作性界定的部分。p.120 ↗ 这篇文章交代的是方向，没有展示具体的Q样本、指导语或因子结果。
05 · 证据走到了哪里
溯因是一种推理方式，证据是否充分是另一回事。下面逐项看作者报告了什么、本文呈现了多少细节、读者能检查到哪里。
作者说，与这一理论有关的研究朝三个方向进行：检验自我态度与外显行为是否一致；记录“公共”传播中的游戏性质；从娱乐所引发的幻想来研究娱乐。p.118 ↗
- 主妇与听证会：作者报告，1962年对八年前看过陆军—麦卡锡听证会电视转播的家庭主妇做了一项Q研究，他称其中一个Q类群恰如Wiebe此前的描述。Wiebe此前认为，主妇们把麦卡锡看作令人畏惧又敬畏的“孤独英雄”和父亲形象。p.118 ↗ 本文没有给出人数、陈述，也没有列出因子载荷、阵列等结果细节或展开解释依据。
- 看电视的行为：作者说，一项电视观看研究提供了一个简单检验，比较个人在Q排序中界定的自我态度，与参与式访谈者观察到的外显行为是否一致。他只用一句话概括：人们在电视机前呈现出Riesman所说的传统导向、内在导向或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，观众在自己的Q排序中也这样呈现自己。p.119 ↗ 本文没有给出人数、方法细节或数据。
- 关于民主的排序：作者认为，一个人在关于民主的Q排序中表达的是自己的政治信念，而不是对民主本身的共同理解。他把这一判断与Q研究联系起来，并引用了自己1965年的文献；本文没有展开相应研究过程和结果，仍需回到所引文献核查。p.119 ↗
文章中段还有一节文化评论。作者认为，“真正的”游戏与“虚假的”游戏、真正的文化与虚假的文化，区别都在于涉及的自我态度；他以美国大学和旧时牛津作对照，把美国大学描述为工作的地方。p.117 ↗ 这些是作者的文化判断，本文没有给出支持它们的研究材料。
作者自己在结论中说，以上只是提示可能而且需要开展的研究；他在文中称，不少工作已经完成，当时尚待发表。他回顾全文时说，文章把游戏、幻想与娱乐视为自我提升，把工作、神经症与信息传递视为自我贬低；对后一种说法，他预料读者会觉得：“may seem paradoxical and dogmatic--ipse dixit. It has much to support it.”（可能显得有悖常理、武断，像是一家之言。但它有很多支持。）p.120 ↗
所以，这篇文章适合用来理解一个理论构想及其研究方向。至于这些广泛主张是否成立，本文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让读者独立检验。
专著配读： 1967年专著《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》第13章另有关于陆军—麦卡锡听证会的研究讨论，展开了陈述构建、参与者选择、访谈与排序程序，以及因子解释（pp.171–177）。这里对证据呈现的判断，仅针对本文精读的1986年论文，不能据此概括作者全部著作的证据状况。两处时间表述不同：论文称研究开展于1962年，专著则从1960年开始考察Wiebe研究讲起；二者是否对应同一项研究，尚不能确定。
06 · 常见误读与真实争议
误读一：游戏理论研究的是娱乐内容。 读新闻可以是游戏，弹琴也可以是工作。作者的分类对象是传播情境中的自我态度，不是节目类型或活动名称。pp.113–115 ↗
误读二：传播之乐就是感觉舒服，传播之痛就是感觉难受。 炫耀可能让人得意，作者仍归入传播之痛；即使新闻是坏消息，读报仍可以是享受。pp.112、115 ↗ 判断的依据是自我怎样参与其中，不能只凭表情或愉快程度。
误读三：这篇文章已经证明了这套理论。 作者把理论定位为溯因，并把研究部分称为提示。推理方式本身不决定证据是否充分；问题在于，本文没有提供足以独立检验这些主张的方法与结果细节。
真实争议：全称主张怎样接受挑战？ 总假设说“所有”工作情境都涉及传播之痛，“所有”真正的游戏都涉及传播之乐。本栏目要追问的是：如果某次游戏没有带来作者所说的自我提升，而它被归为“不真正的游戏”，那么还有什么观察能挑战这个全称主张？这是讨论可检验性的入口，并不是断言作者陷入了循环论证。
专著配读： 在1967年专著中，作者明确承认，工作／游戏的区分是理论的核心简化，他知道其中存在矛盾，并称这一区分是示意性的、理论性的（p.60）。这使追问更具体：这种简化怎样指导研究，研究又怎样处理不符合它的经验？
真实争议：谁来判断自我态度？ 作者的研究方向之一，是比较当事人在Q排序中的自我界定与旁人的观察。p.119 ↗ 但在讨论“公共”传播的研究方向时，判断某些专家对民主的讨论“不是真正的游戏”的，是作者本人。p.119 ↗ 当事人的自我界定、研究者的解释与旁人的观察不一致时，以什么为准？这需要具体研究交代。
07 · 动手试一试
以下练习由本栏目设计，只用来体会作者的区分，不用于判断谁的工作态度或心理状态。
- 选一件事：找一件你做过不止一次的事，例如写一段文字、准备一次分享、整理一份资料。
- 回想两次经历：不要预设哪一次“被要求”、哪一次“为自己”，只分别写下：当时最在意什么？做的时候怎样看待自己？外部要求在过程中是退到一边，还是一直在场？
- 再对照：按作者的区分，判断两次经历各自更接近哪一种。
结果可能很清楚，也可能是混合的、说不清的，甚至与作者的理论不符。这些情况都值得记下来。一次回忆练习得不出可靠结论，它的用处是让你看到：同一件事，自我参与的方式可以不同。
08 · 研究启发
这篇文章最有用的，不是它把世界一分为二，而是它提出的分类方式：不按活动类型直接分类，也不把社会身份直接当作观点类别，而是问人在其中怎样看待自己。作者主张受众由Q因子界定，正是这一思路在研究设计上的体现。
它同时提醒我们，一个宽泛的理论构想，需要和可检查的研究报告分开阅读。作者的研究方向是明确的，但这篇文章展示的证据有限。
本栏目读这篇文章，是因为人与AI的关系里也可能有类似的差别：同样是请AI改写一段文字，即使都为了完成任务，人对要求、评价与自身表达的体验也可能不同。研究者需要了解这些差别，不能仅凭使用频率、任务类型或“好不好玩”就替当事人分类。这条连线属于编辑延伸；本文所读的论文没有讨论AI。
原文与版本
Stephenson, W. (1986). Play theory of communication. Operant Subjectivity, 9(4), 109–122.
本文依据已归档的期刊PDF（共14页，PDF第n页对应期刊p.108+n）。除明确标为专著配读的两处外，页码均为期刊印刷页码。原文脚注说明，本文最初于1965年在美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研讨会上报告。本文以这篇论文为精读对象，另用1967年专著的两处内容作配读，不将论文认定为专著的压缩版。
配读来源：Stephenson, W. (1967).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。所据扫描本为1968年第二次印刷；引用出版年仍为1967。两处配读分别依据专著p.60及第13章相关页，使用书上印刷页码。
期刊PDF的文字层有较多识别错误，斜体中的字母l常被识别为Z（如“seZf”）。文中引语已对照版面核对。
《AI 关系考古》第一季第3集也讲过传播游戏理论。本文是独立的新文字版，两者表述不同时以本文为准。开头对钢琴例子的转述顺序、第07节练习及与AI研究的连线均为编辑延伸。
发布于2026-10-31 · v1.0